1. 公廣集團發展困境
1.1 內部衝突
1.1.1 董事會相關爭議：第四屆董事提名審查程序瑕疵、立法院修法增加董事人數、「新」、「舊」董事衝突對立、董事會癱瘓或正當性不足。
1.1.2 內部領導問題：近兩年多次調查顯示七到八成的主管和員工不滿現任經營團隊，但現任經營團隊對外則多稱近兩年有重大成績。
1.2 國家角色錯亂
1.2.1 缺乏公共媒體政策：公視自1998年開播以來，歷經兩次政黨輪替，
無論是國民黨或民進黨，均對公視發展與公視修法怠惰消極。民進黨時期最積極的政策宣示，即成立公廣集團，但全無配套修法與資源協助的動作。而國民黨再度執政後最積極的一次修法，即增加董事會人數由11-15改為17-21人，此舉與公視發展並無直接相關，至少絕非急迫。國民黨若主張唯有此舉得以有助於公視發展，卻仍未提出任何具體理念、主張和措施。
1.2.2 鬥法不修法：面對第四屆董事會的內部紛爭，新聞局既不承認程序瑕疵，又不圖長久之計的修法，而是與公視現任「舊」董事和經營團隊鬥法，互相祭出假處分。
1.3 公民社會的反應
1.3.1雖無明確證據，去年的董事會紛爭，除少數公民團體的意見表達（下詳）外，一般公民的看法是「搞不懂」、「不曉得公視在搞什麼」，然後就以事不關己或沒有感覺結束對此事的反應。一般主流媒體除了報導人事爭議，亦無就此對公視根本問題進行討論的興趣。
1.3.2 對於國民黨立委的修法動作，曾引發部分公民團體的遊行抗議，認為並反對其明顯地想要介入公視。而後續董事會的內部紛爭，亦有少數公民團體積極捍衛現有經營團隊的動作。但從歷史看，這樣積極的捍衛，理由既非前後一貫，亦不合比例原則，實有爭議。
2. 問題分析：國家
2.1 怠惰的國家：如前所述，基本上，無論是國、民兩黨所主導的國家機器，對於公共媒體（更精確地說，是整體傳播環境）缺乏政策規劃和執行準備。因此公視的建設，打個比方，一直是處於沒有地基和鋼骨的狀態。幾個可能的理由是：歷史上缺乏對公共廣電制度和傳媒公共性的想像（mindsets）；威權統治的陰影讓公民社會擔心「政治黑手」更甚於「政治失責」；缺乏現實政治運作形構和邏輯所需要的誘因等。
2.2 干預的國家：公共電視對國家或政黨而言或許有如雞肋，沒有太大的慾望，但並非全無介入之心。事實上，看似設計嚴密的公視董事組成辦法，仍有介入的空間，也多少看到介入企圖的蛛絲馬跡；但介入程度有限，否則國民黨便不需透過修法增加董事名額的方式要「改變」公視。不過反過來說，即使國民黨掌握行政和立法優勢，至今仍無法改變公視董事會運作現狀，以及經營團隊之組成，可見即使是介入亦無效率。事實上，國家或執政黨對於公視的運作成果仍負有責任，國家/政黨亦可透過政策宣示、董事提名、預算項目等等手段，促成公視「改變」（假設公視運作確然不符何法律所要求之使命[remit]）。因此問題便在，所謂「改變」為何？而促成「改變」的適當手段又為何？單純的干預/不干預，無法解釋和解決目前的困境。
3. 問題分析：公民社會
3.1 消極的公民：公視開播十年來，許多節目雖贏得專業肯定，亦有一定觀眾肯定，但整體而言，並未建立足夠之影響力。大部分公民顯然並無公共廣電服務、傳播公民權、或傳媒公共性等概念之想像和認知。這與歷史、社會，和現有媒體生態均有關。
3.2 積極的公民：去年公視爭議中，除了媒改團體就原則性部分進行批評之外，有部分公民團體積極介入，並對特定人事發表擁護或批判之意見。基本上，某些公民團體相較於其他團體或一般公民對某類議題特別積極，原是公民社會運作常態。我們應該說，如果有公民願意對公視問題發表意見，當然是正面的。但另一方面，晚近有關公民團體的探討與批判，也特別檢視其某些非公共性格或與當權勢力的特別連結關係，換句話說，公民團體的身份並不具備某種必然的代表性、正當性或優越性，而是必須隨時接受公民社會其他力量的對話、檢視、批評和反對的。因此問題便在於，如何建立一套合理的系統，讓積極的公民團體能夠對公視相關議題發揮適當影響力，更能讓消極的公民有某種（被適當引導之後）參與的機會。
4. 總體反思：重新思考公共化運動
4.1 關於公共化運動的一些假設
4.1.1 公共廣電的建立是矯正商業廣電弊病或媒體改革的最有效方式：與公共廣電體制較發達的國家不同，台灣的公視誕生於商業廣電全面放任發展之後至少五年，以及商業廣電對市場結構的宰制以及相應的弊病已然浮現之際。公共化運動者認為，唯有公共廣電的建立，作為一種平衡商業廣電的力量，方有可能改善台灣廣電環境。這個假設，賦予了公共廣電特殊的任務和目標，同時也節制了對公共廣電規劃和設計的想像與架構，究竟是否是最佳答案？
4.1.2 公民社會與公共媒體是互動的，而非「成熟」之前者為後者之前提：台灣公共廣電的設置過程中，反對者經常提出因台灣公民社會並未成熟，而反對公共廣電之設置。公共化運動者則以國外為例，認為二者乃為互動，反對者的理由預設一種虛假的公民社會「成熟」標準。這個假設，從論理上無可反駁，但實際上，公民社會仍然是公共媒體的某種條件（反之亦然），既為條件，其關係便是複雜的；僅稱有互動之實，是否不足？我們的公民社會，究竟需不需要「更成熟」？
4.1.3 國外公共媒體成功的經驗可以做為證據和支持：基本上，歐洲、日本、韓國等地之公共廣電狀況，足以作為台灣發展公共廣電之借鏡或支持理由。批評者曾言，英國（韓國……等）是英國，台灣是台灣，不同就是不同，不可移植。公共化運動者固然可以反駁，若以此為理由，則台灣有泰半之種種社會建制均不應存在或不能成功。然而，究竟台灣具體條件之特殊性，如何融合於公共廣電政策之規劃方案，我們的探討，究竟足夠與否？
4.1.4 只要完備制度建立以及充分資源提供，公共媒體便可達成目標：公共化運動者認為，制度建立是首要，只要制度建立、資源充分，公共廣電就有了成功的基本條件；而台灣公視若有不盡如人意之處，主要原因便在於制度至今尚不完備、資源尚不充分。或有批評者認為，這些主張（因為都是學院知識份子所提），缺乏實務考量，並忽略人的問題。見證過去一年公視內部的治理問題，公、華視合併的文化問題，我們對這個問題的思考和準備，是否足夠？
4.2 除了建立一個足堪與商業廣電競爭的獨立公共電視（台/集團）之外，其他替代（或補充）方案的可能性提問
4.2.1 商業廣電的「公共化」（節目、體制）：在一個商業廣電主控的環境中，是否有任何將現有商業廣電體制和節目生產「公共化」的可能方案？
4.2.2 公共化的節目製作和研發中心：這個方案在公共電視成立初期，大致上被公共化運動者所否決，因為建立公共廣電體制，必然比僅僅是設立節目製作中心與研發中心，更接近公共廣電服務的精神。然而，這是不是對於所謂「體制」想像的侷限（因為這裡似乎預設所謂體制就是設立一個公視台或公視集團）？
4.2.3 公民社會的公共化：如4.1.2所提，台灣公民社會或許才是公共化運動最首要的運動場域？除了傳統定義下的所謂媒體素養之外，公民社會的公共化（若專指有關傳播議題方面），媒改者有什麼是可以做的（至少就更廣泛地支持公共廣電相關理念）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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